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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老黑

一缕墨香居陋室,半部春秋知古今。

 
 
 

日志

 
 

[原创]古长城说碑祭  

2014-05-19 17:08:00|  分类: 老黑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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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长城说碑祭

农夫老黑

《古长城说》是清朝乾隆皇帝评论秦长城所写的短文,把这篇文章刻到石碑上就是古长城说碑,这块碑在我家之西二十里,我无数次看见它矗立在通往县城公路旁的岱尹梁上,几次想目睹真容,因山路崎岖、荆棘丛生、机会尚多而作罢。这些年木兰围场热了,见证木兰围场兴衰和清朝皇帝足迹的文物也热了,去年再次经过这里,公路旁已立起文物指示牌,我终于见到了这块历尽沧桑的石碑,它孤立地站在那里好象向世人诉说“成也乎焉,败也乎焉”的历史梦魇。

清朝康熙、乾隆、嘉庆三帝和身为太子的雍正皇帝四人足迹遍布木兰围场,并留下很多遗迹,乾隆皇帝的古长城说碑就是其中之一。该碑碑文作于乾隆十七(1752)年,由鹦鹉岩刻制,碑体雕有腾龙、祥云,宝相花、护法神等,碑文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由于自然风化,外加文革期间被人砸毁当牛槽,遭到破坏,改革开放后修复重立,但破损痕迹明显,幸好碑文损坏不多,被政府列为重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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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长城说碑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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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长城走势及乾隆1752年行围木兰线路) 

当年,乾隆皇帝陪着皇太后从北京起驾,在热河离宫(承德避暑山庄)避暑月余,万寿圣节过后,皇帝及皇太后在王公大臣及八旗兵的护卫下,一路北上经伊逊河于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到达木兰围场的乌拉岱川(今属围场县朝阳湾镇所辖),然后东行北折,再沿阴河逆流而上,到达默尔根乌里雅苏台围(木兰围场七十二围之一,今围场县新拨乡大素汰沟村),乾隆皇帝在此行围狩猎六天之后西行,一路考察了战国时期的岱尹古城,沿古长城遗迹翻越岱尹梁到达布扈图口(今围场县五道川乡富城子村),当地人称黑山口,因乾隆皇帝在此接见万里东归的蒙古土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故称伊绵峪、会归峪。之后乾隆皇帝一路向南,在阿贵图行营(今围场县四道沟乡横河子村)休整,九月二十二日经热河返回北京。乾隆皇帝这次巡幸塞外历时两个多月,除了行围狩猎、减免沿途税赋、赏赐扈从兵丁、接见蒙古部族首领、宴请王公大臣等规定科目外,顺便考察了古长城,令乾隆皇帝不解的是,这段古长城明显比古北口长城老旧,但走向基本一致,应该不是同一时期修筑的,应比秦长城更久远,由此引发了乾隆皇帝的写作冲动,于是写了《古长城说》以抒胸臆:

木兰自东至西,延袤数百里。中横亘若城堑之状,依山连谷,每四五十里,辄有斥堠屯戍旧迹。问之蒙古及索伦,皆云:“此古长城也。东始黑龙江,西至于流沙,类然。”夫蒙恬起临洮而属之辽东者,今其城犹存,乃去此数百里而南且东西,又不若是其辽也。则古长城者,岂循蜚、疏仡时所为者耶?山海括地所末载,于无意中得之,荒略口传,而借余以垂其名,岂非造物者之灵,久晦而必彰耶?尝苦载籍传记,浮夸多伪,固不若芚蒙无文者,世代相沿,指实以道之,无褒贬予夺于其间也。则秦之所筑,为扩边乎?为让地乎?于古无闻,而今传焉,吾安知天下之似此未传者,当复几何乎?又安知今经予传,而必保其后此之不又失传乎?或曰:此非城也!盖天地自然生此,所以限南北也。夫天地既生此以限南北,则秦之为长城益可笑矣!

乾隆皇帝这篇三百余字的短文,大概意思是:在木兰围场自西向东数百里的依山连谷之地,有城堡堑壕形状的遗迹,每隔四五十里还有侦察警戒戍守屯兵的旧迹,当地人说:“是古代长城。从东面的黑龙江到西面的沙漠全是这样。”秦朝蒙恬所筑西起甘肃临洮的长城应是辽东的明长城,其长城尚存,就是距此向南数百里的地方,而且也是东西走向,这里不如辽东长城,难道是太古时期所建?但在《山海》、《括地》等古书中没有记录,而是粗略传说,如果借以扬名,肯定不是建造者之目的,时间久了也难辩真伪。我常苦于一些传记文章虚浮多伪,所以不如那些浑然无知的人世代相传,指着实物讲根由,中间没有因个人好恶而取舍。然而,秦筑长城是为了扩大疆域?还是为了让出土地?以前没有听说,而现在却流传起来,我不知道如此传说还有多少种?也不知道能流传至今,而今后不失传呢?或者说:这里不是长城,是天然形成限制南北的屏障。既然有天然限制南北的屏障,秦修长城的行为不是更可笑吗。

乾隆皇帝的文字功底确非一般,文章迭荡起伏,先叙实、后设疑,再引出世人虚夸多伪之心,最后提出秦始皇用修筑长城,而不利用自然条件保卫边疆是可笑的。当然,乾隆皇帝犯了一个错误,他脚下的残垣断壁就是秦长城,而不是几百里外的古北口长城。有人认为:这是乾隆皇帝无知的表现。其实也不必过于苛求,因为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北方修筑了燕北长城、赵长城、秦始皇长城、汉长城、明长城等。而且每条长城不是一条单纯的线,存在曲折重复相互借用的情况。如明长城从北京延庆至山西曲河就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张家口、大同北,南线经官厅水库南、涞源、繁峙、神池,南北相距二百余里。木兰围场境内也有两条长城约六百余里,断断续续共有数十段,城堡若干,当地百姓称“边墙”“御路”“长壕”等,北线经三义永、殷家店、岱尹梁、五道川、大焕起、龙头山、道坝子、桃山、老窝铺。南线经广发永边墙村,中间中断或与北线重合,再经桃山南、西龙头、丰宁森吉图。经专家考证,北线为秦长城,南线为燕长城,但在学术上,也有不同看法。乾隆皇帝毕竟不是考古专家,更没有同位素断代技术,无法判断明长城是不是借用了秦长城遗址,有判断失误也是正常的。

令人深思的是,乾隆皇帝取笑秦始皇的同时,他自己也走上了被后人取笑的老路。就在这一年,西方证实了自然界的电,此前,发明了原始电池、注射器;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成立工会,选举市长,建立城市自治制度;发行报纸,设立公共图书馆,制订版权法,设立专利制度等等。而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多年里,凭着康熙、雍正二帝打下的基础,仅行围木兰就达48次,耗时约4568天,折合十二年半。乾隆皇帝还为行围木兰找理由说:“皇考十三年之间,虽未举行此典,常面谕曰:‘予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尊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乾隆皇帝巡幸塞外靡费巨大尚在其次,关键是抱着祖训不放,到乾隆末年,西方已经发明蒸汽机、使用煤气、出现了轧钢厂、制造动力船、使用电报通信,现代兵器已现雏形,法国开始工业革命,美国开始竞选总统,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沙皇俄国迅速向东北亚扩张,成为清朝北疆最危险的敌人,而乾隆皇帝仍然把蒙古骑兵当作假想敌,以木兰狩猎的方式演练部队,而且越来越把演练程式化、娱乐化,这种只适用于冷兵器时代的演兵方式,使他的子孙在半个世纪后,品尝了观念落后、战术落后、兵器落后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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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北部边界及蒙古各部分布图) 

康熙皇帝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人,他建立木兰秋狝制度是为了练兵宣盛绥边,是根据清朝入关初期的国际形势作出的决策,没有康熙对蒙古各部的羁縻政策,大清就不会有安定的边疆,更不会形成后来稳定的边界线;雍正皇帝是位有执政能力的人,他纠正了康熙皇帝的弊政,使大清国势向繁盛向上的方向发展。当然,乾隆也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皇帝,其政治功业不在其祖父、父亲之下。他即位时,大清朝的有效统治疆域除了东北的龙兴之地外,就是明长城以南,包括甘肃、四川、云南在内的中原地区,西藏地区由吐蕃控制,明长城以北、嫩江以西至新疆地区由蒙古各部控制,虽然吐蕃和蒙古各部都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但清朝并没有实现对这些地区的真正统治,特别是自明朝以来的蒙古瓦喇部(清朝称准噶尔部)在清朝初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在首领噶尔丹率领下,梦想恢复蒙古帝国(元朝),屡屡挑起对中原王朝的战争,在康复、雍正二朝的连续打击下,准噶尔部统治势力退出漠北,但仍控制天山以北广大地区,对清朝危胁仍然很大,一旦准噶尔部挥师东进,东蒙古各部是否心归大清就很难说,如果蒙古叛乱,西藏的吐蕃是否忠于大清就更难说了。基于这种考虑,清朝入关后,也对蒙古各部采取军事打击、政治控制和物质抚慰,外加和亲的羁縻政策,雍正皇帝才留下了“习武木兰,毋忘家法”的政治遗嘱。乾隆皇帝没有辜负康雍二帝的厚望,他勤政亲民,治水救灾,发展农业,推广红暑玉米等农作物,化解了以鄂尔泰、张廷玉为代表的宗派争斗,自康熙年间就存在的朋党问题得以平稳解决,人口比康熙年间番了一番,国库存银达清朝历史最多的七千多万两,并于乾隆二十四年彻底消灭准噶尔部,清朝北部边界基本固定在粗鲁海图、恰克图、萨彦岭、沙宾达巴哈山口一线,使康乾盛世达到全盛,其功绩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月盈而亏、盛极则衰”,乾隆皇帝在志得意满的时候有些飘飘然了,对形势没有作出科学判断,没能提出正确的治国方略,使大清帝国走向衰败,清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

一是清朝入关以来,对漠南蒙古采取盟旗制,把较大的蒙古部落划分若干个旗,旗主的王位由中央政府册封或剥夺,划分相对固定的牧场,在若干个旗中设盟,盟长由旗主轮流担任,漠南蒙古各部原始的流动性和破坏性降低,但漠北蒙古各部仍然采取汗国制,与清朝形成蕃属关系,消灭准噶尔部之后,漠北蒙古各部基本上失去了追随和效仿准噶尔的可能,清朝北部以游牧骑兵为主的军事危胁大大降低,鉴于此清朝坚持七十多年以训练骑兵作战的行围木兰演兵方法也应调整,找一个新的假想敌、新的作战方式来演练部队或组建新形军队。但乾隆皇帝固执地坚持下来了,错过了军事革新的机会。

二是由于漠北蒙古幅员广大,而且游牧民族以草原为生存载体,草原受自然界影响大,灾害之年就会出现难民和动荡,会增加政府管理成本,在没有发现利用新型自然资源(煤炭、石油)的前提下,政府的预期收益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虽然在漠北屯有大量驻军,但在政治上仍然实行汗国自治管理方式,而没有推行有效的盟旗制统治的动力,汗国以岁贡的方式向清政府纳税,可以想见,汗国对清政府的向心力取决于汗王及其贵族,一旦出现动荡,中央政府则很难驾驭,这也是蒙古帝国迅速瓦解和清朝末期疆域缩小的主要原因。如果乾隆皇帝在漠北适时推进盟旗制度,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就会加强,蒙古分离势力就不容易得逞,国家版图不会出现大面积减小。

三是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已超过两亿,达到有史以来的新高度,在农业社会,一定的国土承载相应的人口,超过一定限度,国家发展就会出现停滞或者倒退,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就会通过战争消耗过剩的人口,以达到人口与自然新的平衡点,如汉初人口是秦朝的十分之二,唐初人口是隋朝的十分之一,都是战争原因造成的,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更迭的根本原因,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好的千年难题,乾隆皇帝虽然是有作为的,仍然没有利用好人口红利,使发展形势走向反面。第一,人口增加必然造成物资短缺,人们的生活成本上升的同时,政府的运行成本也会上升,结果是加大税收来维持财政平衡,而清朝的税赋是以粮食和劳役为主要计税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因为粮食会随着税收的增加而涨价,劳动力是完成劳役的根本途径,但它限制了工商业发展,造成农业富余人口不能向工商业分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通过税收和财政杠杆,引导农民离开土地,成为手工业者或商人,造成土地矛盾加剧,出现不稳定因素;第二,为了保证北京皇室及官员的生活,清朝依托京杭大运河开展内河运输,完成南粮北调等物资转运任务,由此派生了清朝若干“国有企业”,其中:漕运就是最大的一个国有企业,主管漕运的官员叫漕运总督,由于受旱涝灾害的影响,外加人员大量增加,造成运输成本急剧上升。最昌盛时,漕运总督手下员工达四、五万人,有位漕运总督一年批准进入漕运行业的侯补官员多达一百四十余人,当然都是在收取好处的情况下批准的,而此时的海运业务已比较发达,经过多轮论证,清朝迟迟不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失去了船舶工业最好的发展机遇,以致于后来发展海军需要向西方购买。

四是社会稳定之后,教育自然发达,加上政府有力推进,到乾隆年间各个省都开办官学,培养的秀才、举人、进土人数相应增加,这些获得功名的人不但社会地位提高,还有机会进入仕途,对普通人来讲是唯一的路径,由于科考选官和官员终身制等体制原因,大量文人并没有成为体系内的官员,而成为侯补官员或者则从事师爷(编制之外协助官员工作的僚幕)、讼师和包税人的工作,这既增加了行政支出,左右了政府官员的办事能力及执行政策的坚决性,造成政府执政能力下降。此外,这些人兴办学校、组建学社,与主流观念不一致的自由思想开始传播,明显损害了大清统治利益,乾隆皇帝则继续推行严酷文化专治。在位期间,制造“文字狱”,试图消除汉人对明朝的眷恋和对满清的反抗,凡是涉及前清臣服于明朝的、宣扬夷夏之别的、影射满清当局统治的书刊言论,一律禁止刊发、保存和流传,否则,轻者罢官销籍,重者诛灭九族,严酷的文化统治起到了控制言论的目的,但极大地禁锢了自由思想的发展,本来中国就是一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封建思想非常严重的国家,乾隆的文字狱把可怜的自由火花熄灭了,使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再次后推。

五是通过编纂《四库全书》继续推行文化专制。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为了搜集资料,乾隆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古籍善本,虽然修成了10亿字的文化大典,但其专治的编纂过程使中原文化遭到浩劫。第一,焚毁,凡与大清主流思想不符的,明令焚毁。第二,删削。删削部分内容后,与大清主流思想政治不冲突的,可不必废掉全书,后期包括地方志、野史诗、戏文、小说都在删削之内。第三,篡改。凡书中涉胡虏、匈奴、戎夷、寄奴以及宣扬吴三桂等反臣功绩的都必须更改。第四,错讹。编辑们为了讨乾隆欢心,有意在文稿中留下谬误,以便在乾隆审定时指出,显示乾隆才学高深,谁知乾隆并不详细审读,朱笔一圈,照本发印,执事者虽明知其中有误,亦不敢擅行改刊,造成成书错漏百出。有学者说:“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是进行文字清查工作,其目的是取缔一切非议的外来的统治者的著作。”鲁迅说:《四库全书》成,域内无历史。可见,乾隆皇帝文化专制比秦始皇修筑长城有过而无不及。秦始皇筑长城是阻止人们行动的自由,而乾隆皇帝搞文化专治是禁锢人们思想的自由,方法不同,效果却更明显,进一步加剧了只唯上,只唯权,阿谀奉承,报喜藏忧的“奴才”之风

六是乾隆皇帝以考核官员为名,六下江南巡视,虽然查处了一些违法官员,但对完善大清根本制度来说,仍然是本末倒置之举,根本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没有得到改进,抓几个贪官对国家大计无补,更有甚者,他还是清朝最大贪官和珅的保护伞,如此一来,清朝的奢靡之风起,而反腐之势消,不出现衰败反而不正常了。

乾隆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作出了有违历史潮流的决策,把中国引向新一轮衰败中,除了封建帝王固有的局限之外,就是老人政治的恶果,乾隆二十五岁即位,在位六十年,实际执政六十四年,试想一下,让一个唯我独尊、至高无上、经历辉煌,而且对权力有着无限眷恋的耄耋老人执掌国家权柄是多么遭糕的事情,怎么可能把他与时俱进、科学决策联系在一起。在乾隆皇帝写下古长城说的六十五年后,其儿子嘉庆皇帝最后一次到木兰围场,从此因内忧外患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们再也没有以皇帝之名到过这里;八十八年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撬开了大清朝的国门,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们虽然几经努力,仍然没有摆脱亡国之路;一百五十一年后,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们为了支付战败赔款,开始变卖木兰围场;一百五十九年后,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们彻底丢掉了大清江山。

如今,古长城说碑在岱尹梁上已经矗立了二百六十二年,昔日的满州皇亲国戚王公贵族和八旗子弟们,早已失去了“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气势,溶为华夏大家庭的一员, “满族”二字只是人们在追寻那段历史的引子。当年康熙皇帝设立木兰围场的初衷是“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乾隆皇帝显然没有领会精神实质,行木兰秋狝之名,守墨守成规之实,成为大清由盛转衰的起点,成为后人的笑谈,但愿人们不要笑的过早,因为说嘴的人,往往被打嘴;笑话别人的人,往往被别人笑话。

 

2014516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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