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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老黑

一缕墨香居陋室,半部春秋知古今。

 
 
 

日志

 
 

[原创]隋亡之鉴  

2013-07-16 20:26:02|  分类: 老黑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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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亡之鉴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建立者,其二十一世祖杨喜,诛项羽有功,封赤泉侯,十四世祖杨震,东汉昭帝时拜丞相,封安平侯,其父杨忠乃西魏北周军事贵族,被北周武帝封为随国公,杨坚承袭父爵,后进随王,隋朝之名乃源于此。北周静帝七岁即位,杨坚以丞相及静帝外公之位控制朝政,先杀宗室诸王,后除朝野政敌,五八一年,静帝以“众望所归”之名,将帝位禅让给外公杨坚。

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统一中原,改变了连续三百多年南北分裂、战乱不息之势,所建隋制被唐以后历朝所遵循,其政治地位可与秦朝相比。但隋朝仅仅延续三十七年,就毁在二世炀帝手中,与杨坚开创的“开皇之治”形成极大反差。唐人杜牧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依杜先生之论,农夫老黑引伸为:亡隋者,隋也,非唐也。若隋爱其民,则足以息万民之怨,止军伐之变,或可递三世而成万世之国。

隋朝兴亡亦承古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之。隋文帝之所以建国,乃因其父杨忠所积权势,助文帝成为北周丞相,进而成为开国之君。而隋炀帝之所以亡国,固然因其好大喜功,欲望膨胀,滥用民力之故。但隋文帝所营造的经济繁荣、疆域扩大、国力骤增的国势,让炀帝忘记了两晋以来贵族相轧,国运倒悬之恶习,此其一也,其二,隋炀帝这个“皇二代”脱离社会现实,不知民间疾苦,形成了唯我独尊,没有担当的性格。顺则刚愎自用,颐指气使,逆则茫然无为,消极逃避,才使隋朝骤然而崩。

唐太宗认为隋亡之因有四,乃滥用民力、征伐不断、偏于政事、任人不贤也。并由此发出“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感叹。我们知道,唐太宗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助父亲夺取姨兄皇权,杀兄弟逼父亲交出皇权的人,他坐稳皇位之后,开始考虑自己百年之名。为此他破坏了当皇帝的规距,要求看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史官不从,他退而求其次,对房玄龄说:我看国史是想借以知道施政“得失”,你可节选呈上,待太宗看到房玄龄献上的《今上实录》后,就针对“玄武门之变”等一系列问题,向史官们阐述自己的想法,借以影响史官。据此推断,唐太宗总结隋朝灭亡原因,是“治国之大义”,而非“丧权之小道”。农夫老黑认为:隋朝灭亡另有五因:一曰贵族篡权;二曰后宫误国;三曰权术欺民;四曰欲望无度;五曰敌视庶民。

第一,贵族篡权。上溯隋朝之前三百余年,中原大地出现南北并立,多国并存,烽烟四起,国祚迭荡的混乱局面,该时期共出现二十七个朝代,执政短者几年、长者则百余年,这些政权的更替,多以贵族间的征伐或禅让来完成。据史学家研究:西魏、北周、隋、唐四王朝虽国号不同,但政权均由代北武川起家的关陇贵族所开创和把持。所谓代北武川的“代”是指代郡,今山西大同和河北张家口一带,武川则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之北的武川县。晋初以后,鲜卑族从兴安岭崛起,南下至内蒙古大青山以北定居,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北魏,曾沿阴山设置“六镇”,其中包括武川镇。北魏分裂成东西二魏,西魏的建立者元氏(拓跋氏改姓元)也起家于武川,并创立了府兵制,掌管国家最高军务的称为“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次之。八柱国包括:宇文泰(北周奠基者),元欣(西魏皇族),李虎(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李密是反隋名将),独孤信(杨坚岳父,独孤伽罗皇后之父、李渊外祖父)等。十二大将包括:宇文导(宇文泰侄)、杨忠(杨坚之父)等。关陇贵族长期占居朝庭中枢,人才辈出,出则为将,入则拜相,权势极盛,皇帝难驾驭,是皇权倾覆的主要因素,这正是隋朝及其之前各朝灭亡的原因。故而,唐太宗即位后,开始抑制关陇集团,到唐中宗时才衰落下去,才使唐朝国祚得以延续。唐太宗所采取的抑制行动,就是打击功臣,压制豪强,当然不公开讲,只能藏在皇帝的心里。

杨坚虽然建立了隋朝,但他在关陇贵族中的地位低,功业差,仅处于“十二大将”中的第九位,而李虎、李弼、独孤信等“八柱国”家族反为杨坚的臣,这些从杀戮中滚出来的人,岂能甘愿伏首称臣,所以在隋文帝的“开皇之治”下,国势暗流涌动,其中不乏觊觎国祚者,他们经营着自己的权势和地盘,虚应大隋皇命,坐看皇帝笑柄,以期等待“坐北朝南”之机。如镇守太原的李渊,在反隋义军围攻太原的紧急时刻,他并不急于出城迎敌,而是与隋朝官贿赂的三百名宫女喝酒作乐,意在制造危机,以成挟制朝庭之势,将军拥兵自重必然演变军伐割据,国势稳定国祚可保,国势一乱国祚必失。文帝没有看清(或没有效地化解)关陇集团内部存在的杀戮篡权等危险,一味追求繁荣昌盛和文治武功,没有及时采取“狡兔尽,走狗烹”的措施,失去了削减将相之权的机会,而留下祸根,这就是唐太宗所说的“偏于政事”。在隋朝风雨飘摇的时刻,隋炀帝还把李渊(二人为两姨兄弟)视为知已,赋重兵守要地,虽“恩威”并施,并未熄灭李渊那棵躁动的心,最终李渊太原起兵,灭隋自立。隋炀帝一没有治理国家的本事,二没有把心思放在江山社稷计上,他或已认清了隋朝所处的危局,或没有能力扭转,才挥霍杀戮无度以求快活

第二,后宫误国。隋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是关陇军事集团重要成员独孤信的七女,独孤信卷入北周立储之争被杀,杨坚军功不足且遭猜忌,政治处境艰难,独孤伽罗保持谦恭之风,借助家族势力,为杨坚广结人缘,逐渐改变其处境,在北周与大隋交替之际,她纵横朝野,果断出击,与杨坚一起开创隋朝基业。文帝看中独孤皇后鲜卑贵族的身份,并利用她影响和收揽其它贵族,政治上有求于皇后,政务上自然允许皇后参与。当然,独孤皇后参政,对匡谏朝政,弘益颇多,文帝创开皇之治,皇后功不可没。但是,皇后主导废除杨勇,另立杨广为太子之事引发后人争议,杨勇、杨广孰优孰劣,目前无从考证,杨广行暴政致大隋二世而亡,或许证明独孤皇后主导废立之误。

独孤皇后不仅在政治上对隋朝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在生活上也对文帝保持了持久的影响力,他们虽恩爱一生,但独孤皇后是历史上有名的“醋坛子”,文帝则是有名的“妻管严”,她以自身魅力,完全支配着文帝的私人生活,不允许其它妃妾穿带华美服饰,以防吸引文帝与之苟合,使文帝置后宫佳丽三千而不能顾,偿鲜不得,偷腥不成,撒种不能,致文帝子嗣渐寡,只有皇后为其生育的五儿五女。现在看来,这对夫妻当为后世楷模,但在古时三妻六妾流行的婚姻制度中,实属另类。特别是在以血缘相袭的皇室家族中,皇帝子嗣的多寡意味着皇权延续的成败和优劣,事关皇室强弱,而独孤皇后的“醋意”直接影响了隋文帝拥有儿子的数量,相对而言,也就影响到太子的质量,或许就是隋朝二世而亡的潜在原因。

第三,权术欺民。史书分析,隋朝快速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隋文帝、隋炀帝任用了杨素、虞世基等奸佞之臣。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最根本的问题是隋文帝玩弄权术所致。隋文帝感到取得皇位太容易,怕人心不服,力求保国的方法,他得出两条保国法,一个是节俭,一个是诛杀。他认为:古代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为此他从教育太子开始,倡导官民节俭精神;他把诛杀当作稳定皇位的手段,不惜杀害小过之臣。他对待下属极严,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官员,发现罪状便加重罚。他痛恨官员贪腐行为,秘密派人送贿赂给官员,一旦接受,立即处死。他的三儿子秦王杨俊生活奢侈,多造宫室,文帝发现后,关其禁闭。杨素劝谏说:处罚过重。文帝则说: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为什么不别造皇子律?文帝发觉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废黜之,立杨广为太子(即隋炀帝)。

文帝一倡行节俭、二诛杀罪臣,本为保国之策,但他只依靠左右亲信当耳目,这就使他视野变窄,言路不开,亲信小人,听信谗言,多受蒙蔽。杨广奢侈好色与杨勇不二,只因杨广善于伪装,得孤独皇后和权臣杨素的支持,使其夺得太子位。然而,杨素也非清廉之辈,他广营田产,家蓄妓妾成千,住宅奢华,式样模拟皇宫修建,因杨素把持朝政,实情无法通达天听。这样的储君与权臣相配合,除了蒙蔽皇帝,欺民保位之外,还能干什么呢?而文帝还误以为杨素诚孝,对其信任有加,最终害已误国。

隋文帝凭个人心计与权术,不行治国之大道,而取阴谋之小计,不惜以皇权之威信,验证臣民之忠廉,皇帝欺心于先,必失心于后,忠义之士不巧言取悦于上则遭舍弃,诚信之士不妄言害人则遭陷害,贤德之人远离朝堂,奸佞之人必登庙堂。时任吏部尚书韦世康对子弟说:禄不可太多,怕多就要早退,年不待衰老,有病就要辞官,随即奏请休官致仕。这说明朝臣不愿冒险作官,更怕招祸端而不敢进忠言。文帝虽然改革了官制、兵制、刑律、礼乐,建立了科举制度,但在君昏臣奸的情况下,改革并没有触及贵族势力,皇权没有得到加强,相权将权也没有受到削弱,官吏考核流为朋党之为,开科取士则加大贵族的危机感。文帝后期,忠臣故旧多因罪小而罚重,杀逐略尽,致使杨素等凶狠狡猾之徒嚣张于朝庭之上。

第四,欲望无度。炀帝在位十四年,建东都、挖长壕、开运河、筑边城,营建不止;一宣陇西、二游塞北、登太行、数下江南,游玩不断;通伊吾、击吐谷浑、三征高句丽、二使流球岛,扩边不停。隋炀帝的欲望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更多地体现在执政理念上,这位“皇二代”占有欲之强,可用病态来形容,他自视才高,则好大喜功,任性妄为,以为自己作任何事都是对的,索取再多都是应该的,征伐不顾民众死活,浪费只求本人快意,既拒谏良策于庙堂之上,又贪聚财富于宫庭之内,对内杀人唯恐不够,对外用兵唯恐不多,追求绝对权威,把忠臣的劝谏当挑战,把佞臣的恭维当挚言。他对起居舍人虞世南说:“我一生不喜人谏,如果已是达官,还想以谏求名,我更不能饶他,如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些,但决不让他有出头之日,你记住吧。”炀帝在征高丽三次未果民怨骤起之,仍重游北境,被突厥袭击,雁门郡四十一城被突厥击破三十九城,炀帝被困雁门,不知所措。大臣献策劝炀帝诏设赏格,悬赏守城及救援将士,并声明不再征发高丽,诏书一下,各路军马果然纷纷北援,待突厥撤围,炀帝安返洛阳后,则置赏格于脑后。大臣劝其不可失信,炀帝说:“你想收买人心吗?”吓得无人再言,炀帝少有的一次纳言,就这样毁了,自此再无皇帝之

炀帝任扬州总管十年,经历很多政务战事,但大小事务均由辅佐将相筹划,他自知文治武功不足震慑朝野,内心存有极大的征服欲,总想作出一番大事堵世人之口,他所作的重大决策多原于此。炀帝即位后,决定迁都洛阳,动用民夫三百多万,营建洛阳城、洛阳西苑,挖通济渠,以及自长安至江都的四十余座离宫,仅西苑周二百余里,苑内挖龙鳞渠,沿渠建宫院十六座,每院设一位四品夫人掌管。殿堂极尽豪华,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绫为花叶,满缀树上,色退则更新,炀帝所幸之处,先去渠池之冰,再置彩绫剪成的荷、芰、菱、芡于上,十六院则想尽取乐之法,招引炀帝光顾。又在江南造龙舟及船只万余艘,率一二十万人出游江都,仅征招船夫达八万余人,船队绵延二百余里,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之民众必须献食,浪费无数,倾家荡产者众多。炀帝对献精美食品的州县官则赏,反之则辱,自古巧言献媚者惩之不绝,而炀帝则褒奖之,地方官势必忘却百姓死活取悦皇帝,自此世风日下,百姓愈贫。

为游北境突厥,炀帝先征发民夫一百余万修筑榆林至呼和浩特间的长城,累死十之五六,为到西境扬威,先征男丁二十万修筑长城,后率大军击吐谷浑,利诱高昌等国设屯迎接,在其淫威之下,西域二十七国使者伏路谒见,大军路经甘肃武威时,遭遇大雪,兵卒冻死过半,马匹冻死十之八九。

为显示隋朝富强文明,炀帝坐可容千人的大帐,命突厥可汗率所属部落数十酋长到榆林朝见,一次赏赐突厥可汗二万段丝织品,其它酋长各有所赐。又命工匠建观风行殿,可在平地临时组装为大城或大殿,周八里之遥,牧人以为神助,十里之外见御营便跪伏叩头。又派使者招宣利诱西域四十四国来朝,令沿路各郡迎送接待。六一0年正月十五,炀帝设百戏场款待西域使者及商人,仅乐工达一万八千人,十里闻声,光如白昼,持续半月之久。炀帝命洛阳商家盛饰市容、着华美装饰、广置珍奇,连卖菜之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西域人经过酒肆饭店,店主须邀请入座免费吃喝,西域人并非白痴,不免赞美一番。一西域痴人见市井树木均用帛缠饰,便问国人曰:“上国也有赤身露体之人,为何不给他们作衣服,却用来缠树?”国人无言以对。通商本互惠互利之事,而炀帝的“穷大方”,得到的只是民怨和讥笑。

第五,敌视庶民。炀帝通过杀父夺得皇位,他认为国中没有安全之地,世上没有可信之人,为了离开长安个梦魇之地,下令修建东都洛阳,并自山西河津、高平,河南汲县、新乡、开封、襄城,陕西商县挖长壕作为保护洛阳之关防,这种与民为敌的想法,一直支配他的执政行为。他没有继承文帝节俭之风,反继承杀戮之行,一边在大肆耗费民力,为自己修城建宫、开疆拓土,一边视命如蝼蚁,他的每一项“事业”都是残害生命的借口。

在其暴政引起农民造反的同时,炀帝没有忘先帝征高丽失败之辱,于六一一年,开始征天下兵马集于涿郡,朝庭派官员督查各地征召情况,力求新锐,因未完成征召任务被杀的地方官无数,朝庭如发现官员督查不认真,立即斩首。在“一级杀一级”的高压之下,各地运送钱粮辎重的车马船只相连千里,昼夜不息,民夫死伤,遗弃路边。山东郡牛车征发告尽,再征人力推车,二人推一车载军米三石,计征车夫六十万,口粮自给,因路途遥远,待送至粮台,军米已耗尽,无法交差,车夫只好逃亡。山东一郡男丁殆尽,田地荒芜,斗米三百钱,民生断绝,纷纷聚义山林,州县捕杀不决。

次年二月,一百一十三万兵马齐聚涿郡,民夫比兵士加倍,随军运送辎重。炀帝兵分二十四路,每路设一大将统辖,九日,第一路军出发,次日再发一军,两军相隔四十里,全军四十天发完,行军队伍长达九百六十里,御营分六军最后出发,长达八十里,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出兵之盛,排场之大,古之未有,在炀帝眼中无非是一场军事宣威,他认为大军一到高丽必降严命各路大军不可擅为,攻杀进止需奏皇帝定夺,若高丽求和投降,必先抚慰,不得用兵。然而,行军不计天时之利,攻城不审地利之害,进止不予将军之权,战和不顾势态之变,岂有不败之理。隋军进至辽后,高丽守将每遇危急则请降,隋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飞报请旨,待圣旨下达,守军则补充完备,又拒降坚守,如此再三,隋军不曾功取一城。来护儿率军四万水兵从海路进攻平壤兵败,只逃回千余人,宇文述率九路大军三十万五千人渡鸭禄江进攻平壤,结果溃败八路,逃回不足三千人。此刻隋军尚有八十万之众,若调整布署再战可争服高丽,炀帝盛怒之下撤军,徒耗民力也。

炀帝第一次征高丽无功而返,非炀帝不懂军事,而因他性格偏执、傲慢轻敌所致。这一役使他民心军心尽失,一些关陇贵族也看到了希望二征高丽时,文帝的崇臣杨素之子杨玄感与关陇贵族李弼之曾孙李密于黎阳(河南浚县)起兵反隋,集四千余人,兵分两路攻取洛阳。杨玄感和李密两个“官二代”并非一心解民困于倒悬,但反隋之举顺应民意,二月余,变民增至十万之众。洛阳留守派一万三千部队分两路截击,但官军五战五退,有意遗兵器于叛军,致使叛军兵临洛阳城下。长安留守派兵出潼关救之,凡二十余战,官军兵卒竟坐地不起,任由叛军收取兵甲。炀帝将要攻灭高丽时,闻洛阳告急,自辽东连夜退兵,军用辎重,全部放弃,严命各路大军攻叛军,叛军随即兵败。炀帝感到天下之人尚多,人多则盗多,盗多则乱国,他以惩处杨党为名杀众三万、流放六千,凡领取杨玄感开创放粮人的人全部被坑杀。第三次征高丽,虽迫使高丽王签定城下之盟,然未灭高丽又撤兵,终未始高丽归服。在准备第四次征高丽时,农民大起义爆发,炀帝置危局而不顾,躲入江南行宫享乐,终被宇文化及所杀。

历代文人学士隋亡评价颇多,以文帝之功业,何以选败家丧国之储君?农夫老黑赘述五因,恐难盖全,引世人,则不枉言。现今“四加二加一”之家庭众多,“小皇帝”遍及域内,望子女成龙成凤心切,置于顶上则怕摔之,置于口中则怕化之,置于雨中则怕浸之,置于风中则怕摧之,惶恐之心人所共知。然而,被视掌上明珠者,成大器者寡,不察世事之无常者,则不可立世,不理家道之艰难者,则不可立家,纨绔子弟能遂父母之愿。时下,父母恐子女遭潦倒冻饿之困苦,为其苦积资财。今置数代子孙所需房产者并非少数,以备孤子孤孙百年之用,如此骄生惯养,致“富二代”“官二代”层出不穷。孰不知,财亦似水,财可以载子远行于上,亦可以覆其子沉沦于下,虽广积资财而独不育人者,徒作百年之梦也。

 

2013715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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