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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老黑

一缕墨香居陋室,半部春秋知古今。

 
 
 

日志

 
 

中国粮食政治的演变  

2011-07-30 16:37:26|  分类: 农牧科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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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农业天地《中国粮食政治的演变》

 

中国粮食政治的演变

 

《二十一世纪》二○○九年十二月号?第一一六期

  自1953年开始,中国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这一制度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石之一。然而,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国家垄断和控制粮食的「单边支配关系」逐渐瓦解,新一轮的粮食权力─利益关系开始建构起来。粮食从国家的「武器」变成国家的「工具」,又从国家的「工具」变成了「准商品」。本文考察这一演变的历史进程并探讨粮食政治演变的基本逻辑,以此来凸现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

一 「强武器」变「弱武器」:让利与放权

  1977年,安徽、四川、山西等地开始出现「借地种麦」、「借地渡荒」的现象,后来演变成「包产到组」的经营方式1。这一经营方式的出现,表明农村的集体化体制开始出现「缝隙」。在过去,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与集体化是「二位一体」的关系,生产、分配与决策统一由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掌握。现在「包产到组」、「借地种麦」,则出现了一部分国家和集体权力无法到达的空间,借地农户和包产小组对完成上交任务后的剩余粮食有了一定的处置权,可以自留消费,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农地经营制度的变化诱致了粮食购销「缝隙」的产生。

  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粮食及其利益分配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该文件仍然坚持「以粮为纲」的方针,但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要求处理好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比重。根据这一文件,「粮食统购价格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粮食销价一律不动」,「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并且从一九七九年起减少五十亿斤,以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绝对不许购过头粮」2。显然,粮食仍然是国家控制城乡社会和农民的「武器」,不过国家部分让利和分权,使包产小组和借地农户有了一定的剩余产品控制权。粮食的「强武器」性质开始弱化。

  1980年中共中央75号文件肯定了「包工包产」、「联产计酬」的经营方式,同时对「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主张「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3。这一政策使更多的农民可以摆脱集体而生产粮食,也确认了农民对剩余产品有控制权。这一政策就在粮食「单边支配关系」中掺了「沙子」、开了「口子」,融解粮食的「强武器」性质。

  198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1号文件,文件明确规定:「粮、棉、油等产品仍须坚持统购统销的政策」、「要教育农民顾全大局,保证按规定质量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城乡居民的粮食供应绝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保证粮食生产持续稳步地增长」。1号文件有关生产责任制的规定也间接扩展了农户对剩余粮食的控制权,「包工、包产、包干,主要是体现劳动成果分配的不同方法。包干大多是『包交提留』,取消了工分分配」4。从此所有农民拥有了剩余粮食及其利益的控制权。显然,随著农民权力空间扩大,国家权力空间开始缩小,粮食的武器性质逐渐弱化。

  1983年中共中央颁布了第二个1号文件,包含了瓦解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一些内容。一是允许完成派购后的粮食可以多渠道经营:「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农产品,继续实行统购派购;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产品(包括粮食,不包括棉花)和非统购派购产品,应当允许多渠道经营。」二是经营主体多元化:「国营商业要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和农村其他合作商业组织,可以灵活购销。农民私人也可以经营。」三是完成派购后的粮食由市场调节:「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撤销农副产品外运由归口单位审批的规定。凡属收购任务以外的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可以有升有降。」5

  1984年中共中央颁布的第三个1号文件,仍然强调派购必须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下来,「农副产品统派购任务必须落实到生产单位,一定几年不变;大宗的三类产品和其他计划外产品,也要在安排生产之前与农民签订合同。购销合同一经签订,双方都不得任意变更」6。至此,农民变成了经营主体,对剩余粮食既有了控制权,也有了销售权,剩余粮食产权具有了财产权性质。

  1985年中央颁布了第四个1号文件,彻底否定运行了三十二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由商业部门在播种季节前与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定购的粮食,国家确定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如果市场粮价低于原统购价,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保护农民的利益」7。这个政策可以概括为:一个合同制,一个议价制,议价按照市场,平价按照合同,即「双轨制」。但是此后连续多年粮食丰收,价格持续下滑,国家根本承受不了合同收购的成本,遂决定采取议价和合同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收购8。如此一来,粮食从国家的「武器」、从社会财富的象征,变成了一个「包袱」和普通「商品」。但是,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粮食的控制,还用合同制继续掌控粮食,以合同制继续索取农村的剩余(只不过当合同价高于议价时,国家的合同制收购变成了「包袱」),至此粮食从「武器」变成了「工具」,国家权力仍

  二 「粮食工具」与「粮食商品」兼备:双轨运行

  统购统销制度取消以后,粮食已经具有了商品的性质,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商品性质的完备性不同。国家一方面将粮食当成工具,一方面将粮食视为商品。当然甚么时期商品性质占主导,甚么时期工具性质占主体,则取决于国家的利益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程度。至此,粮食从控制农民的「武器」变成稳定宏观经济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工具」,国家从重视微观的粮食产品转向注重宏观的粮食安全。

  1985年粮食产量下降,粮食价格普遍上涨,国家被迫调整粮食干预的强度。1986年已经放开的市场又开始收紧。1986年中央的1号文件规定:「为了保护和鼓励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将适当减少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价收购比重,并对签订合同的农民按平价供应一定数量的化肥,给予优先贷款。」这表明,面临粮食供给减少和粮食价格上涨,国家为了鼓励农民种粮,通过提供化肥和贷款优惠进行激励。「在调整合同定购数量时,要注意照顾那些粮食增产潜力大、其他生产门路少的地区。在经济发达地区,粮食合同定购数量应保持稳定,主要通过乡镇企业『以工补农』方式,对生产和交售粮食的农民给予合理的补偿。」9这个政策要求粮食主产区专心种粮,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安心发展工商业。此时粮食产区变成了国家粮食安全和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工具。国家既要粮食,也要经济发展,国家控制的绳索紧紧套在粮食产区头上。

  另外,1986年的1号文件也规定,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粮食调拨包干,并对调拨价格和财政补贴办法作适当调整;包干以外需要调出、调入的粮食,由各地区自行协商议价购销。随著收购环节的市场化,各省、各地区之间的粮食调拨也开始按照市场原则进行。1986年收购环节还存在一定量的合同收购制,但是城市统销完全放开,粮食销售环节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同时赋予粮食产区较大的生产责任。粮食从「弱武器」变成了「工具」,粮食从全国性的「工具」变成控制产区的「工具」,国家对产区有明确的粮食生产责任,产区受「粮食工具」的约束,并没有选择多种经营的权力。

  ……

注释

1、徐勇:《包产到户沉浮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页228、229。

2、〈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186、187。

3、〈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页547。  

     本文作者:邓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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